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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60年 六问六忆谋发展之一:一汽解放
从1953年到2013,中国汽车工业已走过60年,其中有曲折,有坎坷,有希望,有辉煌。回望汽车工业的甲子轮回,由6个问题引发出6段往事,成为汽车工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证,也在60年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某种意义上说,回答了这6个问题,就了解了中国汽车工业。
(1)1953年:第一汽车为何选址长春?
“北国冰三开,一座车城现。‘解放’飞轮遍九州,十亿黎民赞。喜布运输网,更缩里程线。敢与异国较短长,誓教风云变。”
这是江泽民同志为祝贺三十年厂庆而填作的卜算子词,也是他为一汽所作的多首诗词少为人知的一首。
两代领导人的时空交集
今年是中国汽车的60年,就是自1953年一汽建厂算起的。
在63年前的1950年夏末,江泽民同志就在驻苏联大使馆任商务参赞,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就多次经办一汽建厂的有关事宜,如签定了苏联派专家来华选择工厂厂址的协议,派汽车工业筹备组的专家的协议,负责传递苏联交付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的图纸等资料。1952年夏初,组织任命江泽民为汽车工业筹备组主任,原筹备组主任郭力、副主任孟少农已调一汽工作。同年秋,一机部在筹备组基础上成立了汽车工业管理局,江泽民又任副局长,并自1954年到1962年在一汽工作8年。
正是一汽,使得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与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有了难得的交集。“我们也要这样的汽车厂”,1949年12月21日,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掷地有声地说。
早在建国前,在谈到恢复经济建设时,毛泽东就扳着指头历数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辆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49年,中国保有汽车5万辆,牌子五花八门,简直就是万国造。汽车技术水平被一首打油诗形容为“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摇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无论哪方面建设都离不开作为运输工具的汽车,所以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项目也缺不了汽车。
选址在长春
偌大的中国,为什么要选址到长春?其实,北京、西安、石家庄、太原、西安、宝鸡、湘潭、株洲等地都曾是备选之地。
苏联方面提出要帮助中国一座综合性汽车厂,同时再建一座轻型汽车装配厂,以适应短期需要。对应于斯大林汽车厂厂址在莫斯科,苏方提议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厂也要建在北京附近。1951年1月,周恩来指示:“可将嘎斯装配厂设于北京,吉斯制造厂设于东北长春附近。”
那时,一个代号为752的工程已经秘密选址在北京西八宝山公墓附近的衙门口,拟引进苏联2.5吨的嘎斯51汽车散件进行组装。而一汽项目被命名为652,拟引进生产4吨的吉斯150汽车。后来因1953年5月国家调整计划,752厂被迫下马,不然今天北京汽车产业的历史将被改写。
一汽选址在长春是经过缜密论证的,需要匹配多项条件。按设计能力年产3万辆卡车计算,一年需要电力2.4万千瓦、1000多万吨铁路运力、20多万吨钢材、2万立方米木材,而西安发电厂只有0.9万千瓦的能力,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足200万吨,西北也缺乏木材,也没有大型冶金企业,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钢产量不足10万吨,而长春附近的吉林市南24公里处装机容量60万千瓦的小丰满水电站是中国的水电之母,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鞍钢是当时国内第一大钢厂,东北的铁路交通大体形成网络,煤矿、森林资源极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离苏联较近。
解放与红旗
如果用两个词语来代表一汽,“解放”与“红旗”是不可替代的。
1953年政治局会议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将要面世的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车命名。朱德说,我们的部队叫解放军,我们造的汽车也叫“解放”吧。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自此到1986年转型成功,“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纸分币上就有了它的形象,那些年里,中国两辆汽车中就有一辆是解放牌的。
“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轿车开会就好了”,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谈到了即将投产的中国汽车,并提出了发展轿车的新憧憬。1957年5月,一机部正式给一汽下达了生产小汽车的任务。
深谙世界汽车产业发展规律的孟少农说:“全世界汽车工业,都是大厂搞小车,小厂搞大车”,“大车不过是初中水平,轻型车是高中水平,小轿车才是大学水平。”在饶斌“仿造为主,适当改造”的方针下,孟少农领导一班人对从苏联、德国、法国、日本购来以及朱德委员长献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等样车进行了仿制。在全国大跃进的1958年中国造出第一辆轿车,定名为“东风”,意旨中国地处社会主义的东方,要用“东风压倒西风”。
因为东风轿车是中级轿车,作为当时领导机关和对外接待来使用档次不够,北京市都要试制高级轿车,一汽人怎么能坐得住呢?经过33天的试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处放卫星的年代,第一辆红旗试制成功。
邓小平获悉红旗车比伏尔加、吉姆都高级时说:“那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就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暂不说邓小平早在燃料乙醇在中国较大规模试用的40年多年前就已指出应用方向,在那个年代,即使燃料缺乏,为了新中国的荣誉和尊严也要多造中国车。
红旗轿车自1959年投入生产至1981年停产,共生产1542辆,政策性亏损高达6000万元,因为单车最低成本6万元,最高22万元,但卖给国家一个价4万元。
红旗H7、红旗L5强势回归,代表了一汽自主轿车品牌的最新高度。
一汽创造了三年建成现代化汽车厂的奇迹,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支援兄弟企业一万多名骨干建设力量,上缴国家巨额利税,也在默默的奉献中消耗了自己。
今天,共和国汽车工业的长子,仍然要作意气风发的逐梦人,在实现“中国梦”大业中勇于担当。